20260115 應約束監管機構，而非大企業

shiyi18

特邀專欄 | 致力於解除管制
哈維爾·米萊：應約束監管機構，而非大企業
阿根廷總統及其「解除管制部長」費德里科·斯圖爾岑內格，呼籲對政府干預進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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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丹·威廉斯
202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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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革命之前，數千年來人口與收入幾乎維持不變。人均收入從羅馬時代的約 1,100 美元（以當前美元計）上升至 18 世紀末的僅 1,500 美元。一代又一代的人過著大致相同的生活。隨後，各種新機器與製造工藝應運而生。在接下來的 200 年間，全球財富呈現爆炸性增長。人口增長了六倍，人均收入則增長了十倍。貧困現象大幅消退。如今，人工智慧（AI）即將再次締造奇蹟。如果說工業革命使世界擺脫了人力肌肉的束縛，那麼人工智慧將使世界擺脫人類大腦的束縛。

當今阻礙經濟增長前景的，並非技術或智慧的匱乏，而是政治、政府干預，以及——遺憾的是——拙劣的經濟學理論。在《國富論》中，亞當·史密斯以一枚別針工廠為例，闡明經濟增長之所以可能，正是源於技術與自由市場所蘊含的規模報酬遞增效應。


大型且具主導地位的企業，正是源於卓越的技術與規模經濟。善用這些規模報酬遞增效應對社會有益，這點理應毋庸置疑：若我們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更多產品，自然應當如此行事。然而，經濟理論卻使政策制定者誤入歧途。新古典理論將市場集中結構視為需要加以約束、甚至必須拆分的「市場失靈」。相反地，我們則將其視為技術發展的自然結果，且對經濟成長至關重要。若迫使市場領先企業縮減規模，不僅會增加成本，更會削弱創新動力，進而損害經濟成長。

在此背景下，不妨審視反壟斷實務中的兩大傳統：美國模式側重於限制競爭的排他性行為，而歐盟模式則針對「榨取性濫用」（即市場主導企業的過高定價）。我們認為前者雖具實用性，但後者卻存在問題——即使監管機構能夠辨別何時價格過高（這本身就是個巨大的假設）。

原因如下。假設某家航空公司是新航線上的唯一承運商，並收取了過高的票價。顯然，這家企業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且收費過高。但這其中是否存在競爭問題？實際上並非如此，只要任何人都能進入市場提供該航線服務。若能如此，根據定義，便不存在競爭問題。相反地，這家市場支配企業的高票價與高利潤，恰恰是吸引競爭者所需的訊號。

歷史上有許多例子：諾基亞曾主導手機市場，隨後是黑莓，直到蘋果的 iPhone 將兩者都取代。若僅因這些企業在特定時刻享有高市佔率，就限制其成長，那將是個可怕的錯誤。關鍵問題不在於某家企業當前是否擁有大市佔率，而在於市場是否被封鎖——而多數情況下，正是政府本身透過許可證、配額、專營權或行政障礙來阻礙新進者。


當局將過多精力耗費在追查那些在可競爭市場中營運的大型企業上，卻鮮少著手解決那些限制競爭的眾多法規。這其中存在一個令人不安的悖論：政府若設立法律上的市場准入障礙，對競爭而言比那些透過創新獲得暫時主導地位的企業更為危險（更不用說這些障礙還會將資源轉移給效率較低的企業）。

正因如此，我們認為放鬆管制對經濟成長至關重要。以人工智慧為例，這點尤為發人深省。在阿根廷，我們希望維持該產業的自由化狀態。我們希望企業明白，它們可以不受干擾地探索、生產、銷售這項技術並從中獲利。這或許會催生大型企業，但我們相信，為了阻止主導性企業的出現而對產業進行監管，無異於對經濟成長的自殺行為。

我們對放鬆管制與市場的信任程度之深，甚至設計了一套機制，用以對監管機構本身施加市場紀律。監管機構傳統上壟斷著監管權，並很快會產生濫用權力的傾向：他們層層堆疊要求、索取與所謂市場失靈毫無關聯的文件，並造成無止盡的延誤。

如何讓監管機構受市場紀律約束？其中一種方式是允許受監管與不受監管的領域在同一市場中共存。若監管機構能解決實際問題，市場參與者便會選擇在受監管的區塊運作，例如透過使用經監管機構授權的機構。若監管機構未能創造附加價值，我們便允許市場參與者忽略其存在，轉而使用未受監管機構監督的機構。在此框架下，選擇在何種市場運作的責任在於消費者。唯一需要適用的規則是確保透明度——讓每個人都清楚自己處於哪個市場區塊。

我們曾在阿根廷針對數種金融工具嘗試此種做法。結果是，不受監管的市場蓬勃發展，而受監管市場的費用則因競爭壓力而壓縮——這迫使監管機構變得更為合理且減少官僚作風。歐洲資本市場也提供了類似的例子，例如維也納證券交易所中，受監管的發行與「不受監管」的交易板並存；後者因行政要求較輕，深受小型股票及債券發行投資者的青睞。

我們相信，這種激進的思維將有助於重新評估政府干預的其他領域。讓我們舉兩個例子：公共財與外部性。我們被教導認為，非競爭性且不可排除的財貨應由政府提供。然而，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曾挑戰此觀點，他指出英國的燈塔是由私人提供的，資金來源於鄰近港口，這些港口透過港口費將相關效益內部化。難道政策制定者是否過度擴大了公共財的範疇？讓我們分享一個連我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案例：國家公園內的基礎設施，例如步道和公共設施——這又是公共財的教科書式案例。起初我們認為這應由國家提供。然而，當我們試行特許經營模式，要求私人營運商自費建設公共基礎設施時，結果證明這並非問題。企業透過彼此協調，並以漸進式方式擴大基礎設施容量以維持獲利，從而解決了搭便車問題。我們的觀點是：無需成為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也能得出「或許值得重新評估公共物品的適用範圍」這個結論。


外部性是支持監管的另一項標準理由。然而，一旦外部性變得足夠有價值，產權往往會自然形成，或是透過設計而產生。以阿根廷的重要產業——蜂蜜與水果生產為例。為了將外部性內部化（即水果生產者幫助蜂蜜生產者，反之亦然），當地企業 Beeflow 開發了一項技術，透過訓練蜜蜂僅造訪特定作物的花朵，提供針對性的授粉服務。簡而言之，市場找到的解決方案，其效率與促進經濟成長的效果，很可能都優於政府監管。在市場解決方案中，蜜蜂可以被調度並運用於多個果園。若採取監管措施，則會迫使（或透過補貼）這兩大產業緊密鄰近，這將導致效率較低的結果。這雖僅是一個例子，但它表明市場也能為外部性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甚至更好的解決方案。

自由市場——這正是解除監管議程的核心——讓世界變得富裕，僅在兩個世紀內就大幅減少了貧困。現在正是我們加倍信任資本主義的時候。讓我們讓政府退居幕後，將被政客和監管者剝奪的自由歸還給人民。自由萬歲，該死的！■

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是阿根廷總統。費德里科·斯圖爾岑內格（Federico Sturzenegger）是該國解除管制與國家轉型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