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20] 逃避婚姻

亚洲人口

逃避婚姻

亚洲人比过去结婚更晚、更少。这对女性、传统家庭生活以及亚洲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2011年8月20日 首尔、台北 打印版

穿着薄而透明的短上衣，戴着大大的太阳镜，以心理医生为职业，台湾人侯依邹（音译）看上去似乎不乏追求者。但是35岁的她早过了约定俗成的台湾社会结婚年龄上限。“这是个全球村，”她耸耸肩。“如果我找不到接受我年龄的台湾男人，我可以找其他地方的男人。”或许这可能。但由于侯女士仍然想要孩子，她也在想是否要使用精子库或者向男性朋友求助捐献精子。

西方的保守者喜欢说传统的家庭是社会的基石。这一观点在亚洲更为普遍。家庭是儒家道德的中心，儒家认为基本的道德准则“修身”只有在家庭范围内才可以进行。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经过几千年的王朝更迭，家庭成为唯一留存下来的传承中华文化的组织。他认为，中华文化蕴含的一系列美德——“学习，学问，勤奋，节俭，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支撑了亚洲的经济成功。他担忧如果发生家庭解体，那将构成新加坡的成功的主要威胁。

马来西亚现任总理马哈蒂尔•默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则更进一步。在1995的与日本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合著的一本书中，马哈蒂尔比较了亚洲的对婚姻的敬重和西方的“打破现成组织，漠视婚姻、家庭价值观、老人以及重要传统习俗”。他说，“西方社会被单亲家庭、同性恋、非法同居等等现象整得千疮百孔。”现在他或许还可以这样总结，最近伦敦街头的暴力表明西方传统家庭美德的缺失，显示了亚洲持续的优越性。

实际上亚洲存在若干个有差别的家庭系统。简单来说包括：南亚传统上实行包办婚姻和早婚，婚姻由男人主导，大家庭具有重要地位。东亚的家庭系统也是男人主导的，但更注重小家庭；如今东亚已经抛弃了包办婚姻。在东南亚，女性从某种程度讲具有更多自主权。但是这三个系统都避免了诸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西方家庭生活的社会变化。

南亚和中国仍然保持着几乎全民结婚，98%的男人和女人都会结婚。相比之下，在许多西方国家，30多岁的人有四分之一选择同居或从未结婚，新婚一半以离异终结。在亚洲，婚姻仍然是抚养孩子的普遍前提：2007年日本只有约2%的新生儿为非婚生。欧洲情况迥异：2008年瑞典55%的新生儿由未婚女性所生，冰岛这一比重为66%。

大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很少有或没有同居现象。日本是例外，70后的女性中约有20%表示曾与性伴侣同居。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在1987-2002年的调查中只有1-7%的单身女性表示和异性同居过。但这同美国比起来可谓小巫见大巫，据2002年的一份盖洛普调查显示，18-49岁的已婚美国人中超过一半有过婚前同居。在很多西方社会，同居的增加抵消了晚婚率或离婚率的增长。这一现象还没有在亚洲发生。

亚洲传统观念还以其他方式存在。和西方人相比，亚洲人更愿意同意“女人的幸福在于婚姻”，更有可能认为女人婚后或有孩子之后应该放弃工作，更有可能反对婚前性行为。位于华盛顿的社会研究团队“皮尤全球研究”的调查报告指出，南亚和东南亚的穆斯林比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更愿意认为家庭应为女性择偶。

翻山越岭

然而，正如侯女士的现象所反映的，亚洲正在发生变化。尽管性观念和婚姻观念和西方不同，金钱和现代化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压力同样残酷。只是在亚洲压力通过不一样的方式显现出来。西方的表现是离婚和非婚生子。在亚洲表现为晚婚、不婚以及（一定程度上）离婚增多。西方的变化也许更加激烈。但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正经历着女性角色和传统家庭生活的重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人们结婚越来越晚，往往比过去晚得多。在最富裕的地区——日本，台湾，韩国和香港——如今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9-30岁，男性为31-33岁（见图一）。这已经超过了很多亚洲社会传统上要求的女性结婚年龄，还超过了西方。美国的平均结婚年龄是女性26岁、男性28岁。如果你把西方常见、亚洲较少的婚前同居计算在内，东西方的差距更加明显。一些亚洲国家三十年里平均结婚年龄增加了五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第二个变化就是，一部分人群中，晚婚还不算，有的甚至不打算结婚。2010年进入30岁的日本女性三分之一是单身。或许其中一半或者更多将永不结婚。2010年30-34岁的台湾女性中有37%是单身，35-39岁中有21%是单身。这同样高于英国和美国，35-39岁的单身英美女性比例只有13-15%。如果女性未婚进入40岁，她们几乎一定不会结婚或生小孩了。

亚洲人逃避婚姻是新近才发生的，颇引人注目。仅仅30年前，大多数亚洲国家单身女性比例只有2%。在日本、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区30多岁的未婚女性比例上升了2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见表2）——被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盖文•琼斯（Gavin Jones）称为“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泰国，未婚进入40岁的女性比重从1980年的7%上升到2000年的12%。一些城市的未婚比例更大： 20%的40到44岁的曼谷女性未婚； 27%的30到34岁的香港女性单身。韩国的年轻人则抱怨女性“罢婚”。


亚洲经验引人注目的不是西方同样存在的女性三十未嫁，而是她们虽然未婚，却很少同居。瑞典30岁后期（35-39岁）的单身女性比例为41%，高于亚洲。但那是因为婚姻逐步消失在那里成为社会趋势。瑞典女性仍然组建家庭哺育小孩，不过这是在单身状态下。亚洲不是这样。亚洲女性避免非婚生子和婚前同居，似乎过着比她们的西方姐妹更加独立的单身生活（不可否认的是，她们的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的状况也许被低估）。结论就是东亚不断扩大的未婚女性大军与其说反映了婚姻遭到解体，不如说表明了她们在逃避婚姻。

但是婚姻还是在解体。根据盖文•琼斯的计算，21世纪头十年中期，香港和日本总体离婚率是每千人2.5人。整个亚洲是每千人2人。美国是3.7人，英国为3.4人，法国为3.1人，德国为2.8人。只有一两个亚洲国家离婚现象和西方一样普遍。比如韩国的离婚率为每千人3.5人。因为西方离婚成为普遍现象已有几十年了，如今婚姻走向破裂就更加普遍。亚洲离婚率的上升确实最近才发生的：中国的离婚率从2000年开始飙升。80年代亚洲的离婚率是每千人1人；现在是2人。如果继续增长，亚洲的离婚现象将有一天可能和欧洲一样普遍。

教育熏陶过的选择

大多数传统社会里婚姻的主要功能就是传宗接代（很少和浪漫爱情沾边）。养育后代发生变化和婚姻发生变化相伴相生就不足为奇了。在东亚，女性的一生平均期待育儿数量（即生育率）从60年代的5.3,降到了如今的1.6，跌幅巨大。但是仍然存在的过时观念要求夫妻婚后立即要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性选择通过延迟生育减轻育儿负担——也意味着延迟了婚姻。

婚姻模式的改变也是女性受教育和收入状况得到提高而女性社会地位没有相应跟上步伐的结果。很多婚姻系统的显著特点是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几乎没有自主权。南亚的新娘几乎一到青春期就要被带入新郎家里。她们被绑在丈夫家里。有时妇女可能不能继承财产或者参加葬礼（这在中国尤为重要）。南亚的有些地方，在没有得到丈夫的许可下，妻子甚至不能带孩子去医院。

两股力量给予女性以更多的自主权：教育和工作。东亚的女性受教育状况在过去的30年里大幅改善，几乎拉平了和男性的受教育差距。女孩入学年数和男孩相当，15岁到24岁的男女两性文盲率相同（南亚不是如此）。如今韩国所有研究生学位的一半由女性获得。

教育改变了女性对未来的期望。40多岁时依然单身的女性，在18岁就离开学校的泰国女性中比例是八分之一；但在大学毕业生中是五分之一。2003年在北京做的一份调查发现月收入5000-15000元（大概600-1800美元，表明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中有一半未婚。这一半人表示她们没有必要结婚，因为她们在金钱上可以独立。韩国人把这类女性称为“金姐”（golden misses）。“为什么我必须安定下来，过着准备豆腐汤的生活，就像我妈那样？”有人这样问道。

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单身率都有所上升。中学以下教育程度的女性最可能结婚，中学教育程度的女性其次，大学教育程度的女性可能性最低。这一模式和欧美截然相反，欧美国家中结婚在大学教育程度的人群中比中学教育程度的人群中更为普遍。

教育的普及减少了女性结婚意愿有两个原因。第一，单身在较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总是更为流行。既然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增多，婚姻自然也减少。城市的结婚率也更低。随着教育可能得到持续改善，城市化继续推进，更多的女性将加入到结婚意愿最低的高学历者或市民的行列。

高攀上嫁

第二，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潜在择偶对象就越少。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女性一直被允许甚至被鼓励攀高枝，即嫁给收入、教育水平更高的男性。攀高枝在过去女性不能接受教育、女性识字率低的时候是有必要的。但是如今很多女性在学校表现和男性一样好甚至更好，那些顶端的女性——像“金姐”——发现婚姻市场不再那么受欢迎了。不是可供交往的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减少了，就是收入更低的男性对她们的赚钱能力（以及高智商）感到不安。就像新加坡的李光耀说的那样：“亚洲男人……传统上更愿意拥有一位教育程度比自己低的妻子。”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新加坡女性未婚率高得离谱： 30岁到34岁的大学程度的女性中三分之一是单身。


更好的教育也使改变婚姻的另一重要趋势——女性就业——成为可能。亚洲的经济奇迹和一大批女性成为正式劳动力息息相关，互为因果。在东亚，三分之二的女性拥有工作，这一比例非同小可。在东南亚这一比例为59%。韩国的20多岁女性的就业率（59.2%）最近超过了同龄男性（58.5%）。女性就业的热潮伴随着日韩企业的终生雇佣制逐步解体，曾经这种终生雇佣制确保了单个男性劳动力的收入就可以支撑起整个中产家庭。如今还需要加上妻子的收入。

正常情况下，拥有工作增加了女性的自主权。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包括不嫁人。但是这和西方社会明显不同，西方女性选择不嫁人不一定非要有份工作，而是努力平衡工作要求和家庭需要之间的矛盾。

亚洲不一样的地方似乎在于女性要承担的婚姻负担比例过于沉重，因为她们还要减小家庭生活相对于工作的吸引力。当然这只是亚洲女性自己这样认为。对婚姻态度的调查中意见分散并多有保留。但不管是真是假，一份2011年关于日本三个最大城市的调查显示，只有三分之二的妻子表示对婚姻感到满意，比例远低于她们的丈夫；美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在调查中往往要更高，夫妻双方意见也更为一致。这也许是因为美国离婚更加容易，陷入无爱婚姻的人更少。或者与日本人刻画的所谓“工资男”丈夫形象有关，日本丈夫白天长时间工作，夜晚和周末都忙于社交，而备受冷落、满腹怨气的妻子不得不在家带孩子。

不管是何原因，这个问题不局限于日本。台湾一位有名博主Illyqueen最近在博客中咆哮：“年过30的‘妈妈的男孩’没有困难，没有家务活……失去了兑现承诺的能力（如婚姻承诺）。”如果亚洲女性确实对婚姻的态度负面悲观，那么她们更愿意选择工作而非丈夫，或者为追求事业而推迟婚姻。

更糟糕的是，公众态度和公众期望严重滞后于亚洲女性的人生变化，要平衡生活和工作就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她们收入增加、教育改善，但“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男性，” 韩国的社会学家Heeran Chun这样认为。“她们的生活明显地被儒家文化价值观所限制。”社会对她们的期待是放弃工作，有时一结婚就放弃工作，更经常的是生孩子以后，很多女性就直到孩子长大才返回职场。这就给女性施加了一个关于职业和家庭不受欢迎的选择。也有助于解释高学历高收入的亚洲女性结婚率异常之低，对于她们来说放弃职业选择生孩子的机会成本是最大的。

就像大多传统社会，亚洲女性长期以来就是唯一给孩子、年老的父母和公婆以关怀照顾的人。即使很多女性在家庭之外拥有一份挣钱的工作，人们一般还会希望她们继续如此。结果就是妻子背负的期望变得异常艰巨。在日本的调查表明，全职工作的太太回到家里每周还要花30个小时做家务。而丈夫每周只贡献可怜的三个小时。在美国和欧洲这种差别不那么极端，从60年代以来还缩小了不少。

另外，不少亚洲的夫妻面临着保证孩子在竞争激烈的学校获得成功的压力，这种压力大多压在了母亲身上；请人照顾孩子费用奇高；几乎没有国家补贴的日托项目（单单首尔就有324,000个孩子在排队等待日托服务）；高房价使组建家庭变得昂贵：这些事实意味着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令人满意的平衡，在亚洲要比在西方更艰难。

流失的新娘

亚洲各国受此趋势影响的程度并非一致。比如韩国的单身比例和结婚年龄都比邻国低。但例外却是亚洲两大巨人：目前结婚仍然是中国的社会准则，包办婚姻仍是印度的社会准则。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那么大多亚洲人将生活在传统家庭里。但是它将持续多久？改变的迹象到处都是。

在中国和印度平均结婚年龄都在上升。离婚也在增加，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印度的传统的包办婚姻受到了网上约会（shaadi.com自称世界最大婚介所）和“自办婚姻”的挑战，这种“自办婚姻”是一种半自主婚姻，双方见面到相爱、同意结婚，但接着让双方家庭来摆平一切，就像传统的包办婚姻那样。

在中国，上千万年轻男女从农村流向城市深刻地改变了家庭生活。离婚率被抬高，因为农民工回到家发现自己和配偶的差别越来越大。如果夫妻双双进城，他们或者选择不把孩子带在身边（因为两人都得全职工作），或者不能带孩子在城市生活，因为户口制度使孩子不能留在自己身边。2008年全国妇联的一份调查显示，5800万农民工子女在距离父母上千公里的农村成长，通常是由祖父母带着。父母直接养育子女不再是中国抚养孩子的普遍模式了。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大国的婚姻系统在未来都有可能面临着被择性堕胎撕裂的危险。父母使用产前扫描技术辨别胎儿性别、剁掉女婴，结果上一代人中有几千万女婴被做掉。2010年中国男女出生比是118比100。印度的男女出生比是109比100。2030年，根据哈佛大学的Avraham Ebenstein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Ethan Sharygin所称，由于扭曲的性别比，近8%的25岁以上的中国男性将不能结婚。到2050年不能结婚的男性比例将达到10%-15%。2030年这两个大国将有6.6亿20岁到50岁的男性，但只有5.97亿的同龄女性。超过6000万男人将由此面临找不到新娘的局面。6000万几乎是那时居住在美国20岁到50岁的男性总和。仅仅这一点就将打破亚洲传统的普遍婚姻模式。

寄生虫和光棍

问题仍然在于：这种趋势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问题呢？如果它是，那为什么呢？可以论证，最重要的是不愿结婚的女性不再被强迫结婚了。这必须是件无论对她们自己还是对于得不到一个幸福婚姻的男性、或许还对于整个社会都有利的事情。

有诸多对此趋势感到担忧的理由，有些还令人非常不安。亚洲的社会观念改变缓慢，不少人仍认为单身可耻。“寄生单身”是日本人对单身者直白的称法。不愿结婚似乎引发了敌对情绪，使人决定不难对付的人结婚。

避孕措施是一个特别的问题。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提供的家庭生育计划（发放安全套）仅限于婚后夫妻。少数国家甚至要求发放安全套前检查结婚证（这也已经发生在欧洲）。在大批男女在二三十岁都保持单身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显然不明智。

婚姻模式的变化还表现在教育和社会层面。由于女性倾向于攀高枝——即嫁给收入和教育水平都高于自己的男性——不结婚带来的任何问题都不会在整个社会平铺开来，而是集中在结婚可能性较低的两个人群中：文化低的男性和文化高的女性。

几乎每个东亚国家都对高学历女性不断下降的结婚率忧心忡忡。新加坡政府甚至建立了一个婚恋网站（lovebyte.org.sg）来提高高学历人士的结婚率。贫穷或者文化水平低的男性难找对象的苦恼和高学历女性的问题不相上下。比如韩国女性似乎不再愿意和农民结婚。

中国人生造了两个描述这两类人群的词：“剩女”和“光棍”。“光棍”是指代由于择性堕胎而难找对象的中国男性使用最为普遍的词。这一状况集中体现了对于亚洲人逃避婚姻的担忧。如果（何时？）逃避婚姻的情况在中国和印度社会普遍存在，它和严重过剩的单身汉一起将导致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卖淫增加；新娘像商品一样可以买卖，或者女人被迫“嫁给”几个男人；妻子被吃醋、揪心的丈夫深藏家中。

这听起来显得过分担心，大惊小怪。但是女性不愿结婚和男性对妻子持续的渴望已经产生了一大批跨境新娘。一本由Melody Lu和杨文山（Wen-Shan Yang）编辑、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亚洲跨境婚姻》指出，2002年27%的台湾婚姻都涉及外国新娘；当年八分之一的新生儿来自“混合”家庭。很多女孩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少年，被家人“卖给”了年龄更大、更加富裕的外国人。结果她们家乡年轻男性的结婚机会减少。有组织的涉外婚姻在台湾当局的打击之下呈下降趋势，但在其他地方继续上升。2005年韩国七分之一的婚姻属于“韩亚联姻”。在农村地区涉外婚姻比例更高：庆尚南道2009结婚的农民中有44%都拥有一位外国新娘。假如中国和印度也以这个规模进口新娘，那将导致整个亚洲的性别灾难。这种灾难或将难以避免。


结婚率下降和低结婚率有其历史先例：19世纪末的爱尔兰和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美国和欧洲的结婚率在1945年到1970年间反弹。但是欧美与亚洲不同：欧美的结婚率在经济萧条时期下降，经济复苏后反弹。亚洲的独特性在于结婚率在长期的经济繁荣期一直在下降。当亚洲变得更加富裕，传统的婚姻模式只可能继续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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