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06 人們對婦女權利的誤解

shiyi18

特邀專欄 | 參差不齊的慶祝
人們對婦女權利的誤解
艾莉絲·埃文斯（Alice Evans）撰文指出，精英階層應停止假設從巴西到孟加拉，阻礙進步的障礙都是一樣的

插圖：丹·威廉斯

2026年3月6日|閱讀時間5分鐘
收聽這則報導
在今年3月8日的國際婦女節，全球多數地區都能慶祝性別平等領域百年來的進展。然而，這也帶來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謎題：為何仍有如此多國家遠遠落後？
全球精英經常召開關於性別議題的會議，卻往往輕描淡寫地帶過各地區女性地位間顯著的差異。無論是在達沃斯、世界銀行還是常春藤盟校，關注焦點總會集中在西方國家的議題上，例如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彷彿女性在世界各地都面臨著相同的限制。
在我即將出版的新書《性別大分化》中，我透過強調全球各地性別觀念的巨大差異，對這種思維模式提出挑戰。藉由比較歷史分析以及遍及各大洲的數千次訪談，我闡明了為何「一刀切」的做法毫無助益。
以拉丁美洲為例。該地區雖已實現女性高就業率與政治代表性，但這項進展卻與根深蒂固的針對女性暴力並存。為了避免被視為軟弱，男性學會表現得強硬。一位來自聖保羅的黑人同志如此描述他在貧民窟的生活：「男人必須展現力量，否則他們會把他當成弱者。[如果女人離開]，就代表他不夠男人留不住她；他必須懲罰她。」在這樣的環境下，女性不需要「賦權」。她們想要的是有效的執法。
在中東、北非和南亞地區，男性的尊嚴仍與女性的隱居緊密相繫。即使女性在高等教育領域飛速進步，絕大多數人仍會返回家中，依賴男性作為經濟支柱。研究者常將此歸咎於家務負擔或工作機會匱乏，但這無法解釋為何女性就業率系統性地低於其他經濟發展程度相近的國家。正如另一位受訪者賈米拉所言：「摩洛哥的兄弟會管束他們的姊妹……有一次我哥哥以為我跟男人說話，就打了我一巴掌。」性別隔離甚至體現在臉書上，那裡男性的女性好友寥寥無幾。
在印度拉賈斯坦邦和比哈爾邦的農村家庭中，我不斷詢問當地女性——她們經過非親屬男性時總會下意識地用杜帕塔（dupatta）遮住嘴巴——是否有其他人曾離開村莊去工作。「沒有。」孟買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也發現，居住在貧民窟的女性通常會拒絕高薪的辦公室工作。
即便女性成功就業，在以種姓和氏族為核心的社會中，這也未必能賦權。女孩從小就被教導要嫁給遠親、取悅公婆並居家持家。由於離婚所帶來的極大污名，女性無法以離開為要脅，這使得她們更難爭取到更多的尊重或自由。在印度，遭受丈夫毆打的女性中，僅約十分之一曾尋求外部幫助。
撒哈拉以南非洲則呈現另一種對比，該地區的青少年生育率極高，特別是在伊斯蘭教盛行的薩赫爾地區，當地男性崇尚大家庭並要求女性隱居。在尼日利亞北部的卡諾，僅有7%的已婚婦女能就避孕措施或性關係做出知情決定。再往南，青少年女孩行動自由，有時會為了禮物而接受男友。但交易性行為往往伴隨著不安全性行為、意外懷孕及輟學等問題。
俄羅斯與中國則展現了威權主義如何鞏固男性主導地位。「等他殺了你再來找我們」雖是對俄羅斯警方處理家暴投訴的諷刺描繪，但與現實情況相去不遠。在中國，年輕男性身處競爭激烈的勞動市場，苦於尋覓新娘，卻又不敢批評共產黨。取而代之，他們加入網路社群，在其中發洩對「自私」與「貪婪」女性的不滿。
蘇聯在烏茲別克的統治雖使女性擺脫了強勢的穆斯林神職人員，卻也遺留了一個灌輸服從意識的警察國家。對婆婆的傳統順從往往無人質疑，而男性的暴力行為卻總是被歸咎於女性。超過三分之一的18歲烏茲別克女性認為，丈夫有權毆打妻子。
日本與南韓雖已成為富裕的民主國家，卻仍維持著僵化的父權體制。在首爾，我意識到阻礙變革的主要障礙在於「集體和諧」的理想。在職場面臨歧視的女性或許會在私下抱怨，但因害怕遭到排擠而保持沉默。女性主義的自我主張如此不受歡迎，以致反偷拍色情片的運動竟引發了厭女的反彈。
若進步如此不均衡，性別平等的障礙如此多元，為何學術分析卻總是一再回歸母職與家務，卻對那顯而易見卻無人提及的「父權控制」視而不見？有三種傾向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巨大的性別差異上轉移開。第一種是簡單的狹隘心態：西方學者常假設自身的問題具有普世性。第二種是謹慎態度：批評本國的男性階層體系能帶來道德聲望，但審視其他社會的性別規範則有被貼上新殖民主義或種族主義標籤的風險。第三種是，在全球南方，精英階層可能淡化本國的父權壓迫，以避免被貼上「落後」的標籤。因此，性別的比較分析便不再受青睞。
經濟學家常將經濟發展與女性就業之間的關係描述為U型曲線。但我發現這條曲線並非放諸四海皆準。在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女性對經濟誘因的反應遠不如其他地區，因此傾向於留在家中：女性勞動參與率比收入水平相近的其他國家低16個百分點。然而，當我在紐約的一場會議上提出這項數據時，似乎無人對這個巨大的異常值感興趣。相反，多數人寧願聚焦於西方男性不願申請育嬰假的問題。
若要加速性別平等的進程，亟需摒棄西方中心主義，並著手解決各地的障礙：南亞與中東地區的女性隔離現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貧困與衝突；以及拉丁美洲的凶殺案。關於西方在性別平等「最後一哩路」的辯論固然重要，但對全球多數女性而言，這些討論卻與現實脫節得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