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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yi18

特邀專欄 | 地緣政治
芬蘭總統指出：西方價值觀固然重要，但現實主義同樣不可或缺
亞歷山大·斯圖布主張：即便需犧牲部分利益，也必須爭取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

插圖：丹·威廉斯

2024年7月4日｜閱讀時間6分鐘
國際關係中總有某些時刻，我們意識到世界正在改變，卻尚未明瞭其確切走向——那些舊時代消逝而新紀元尚未誕生的關鍵時刻。此刻，我們正身處其中。後冷戰時代已然終結。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宣告了它的終局。那些本應凝聚世界的紐帶——貿易、科技、能源、資訊與貨幣——如今正將我們撕裂。
相互依存並未自動帶來和平。市場經濟未能轉化為自由貿易。自由也未必等同於自由民主。西方贏得了冷戰，卻未能說服世界接納其宣稱的普世價值。
在許多層面上，這相當於我們這一代的1918年、1945年或1989年。未來幾年很可能將定義本世紀剩餘時間，或至少未來數十年的世界秩序、權力平衡與動態格局。
我們可能重蹈覆轍，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未能遏制大國競爭，最終導致另一場世界大戰爆發。亦或我們能大致掌握方向，如同二戰後聯合國的成立。它確實協助維持了冷戰時期美蘇兩大超級強權的和平——儘管同時東歐諸國在蘇聯壓迫與佔領下付出了慘痛代價。此外，以冷戰意識形態為幌子的代理戰爭與內戰，更在非洲、亞洲等地奪走數百萬生命。
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曾相信，冷戰的終結將宣告歷史的終結——全球約200個國家中的多數將趨向開放、民主與自由的社會。但事實並非如此。
接受現實是制定政策的良好起點。我們所熟知的西方主導時代已經結束。問題在於未來全球權力將如何分配。我們正見證三大權力圈——全球西方、全球東方與全球南方——之間權力平衡的重組。
全球西方涵蓋約50個國家，主要分布於北美與歐洲，另包含日本、南韓、澳洲及紐西蘭。這些國家或多或少實行民主制度，且冷戰結束後從未如此團結。他們致力維護現行世界秩序，因其正是支撐該秩序的制度與規則的締造者。然而這些體制在多方面未能反映當今地緣政治現實。
全球東方由中國主導，涵蓋25國。追隨者包括俄羅斯、伊朗及聯合國常與其立場一致的國家群體。此陣營具強烈威權傾向，企圖削弱西方勢力，其成員渴望建立更貼近自身治理體系的世界秩序。
全球南方約涵蓋125國，因其多元性而屬簡化歸類。該陣營橫跨三大洲，囊括民主國家與威權體制國家。印度、沙烏地阿拉伯、奈及利亞、南非及巴西等國，已然成為權力格局變遷中的搖擺國度。
儘管將世界劃分為三極權力結構的分類過於簡化，但有助於闡明全球變革的軌跡。人口結構、科技發展與自然資源正驅動著這場變革。
西方與東方正爭奪南方國家的心智主導權。原因很簡單：各方都明白，新世界秩序的走向將由南方國家決定。
西方若以為南方國家僅因價值觀或自由民主的力量便會向其靠攏，實屬謬誤；東方若以為大型基建項目與直接融資便能換取在南方國家的全面影響力，同樣是誤判。
歸根結柢，關鍵在於價值觀與利益的雙重考量。南方國家將有所取捨——因為他們有此能力。西方需開始構思這樣一個全球體系：規則與規範不僅被採納，更由南方國家共同制定。例如聯合國安理會中，非洲、拉丁美洲及除中國外的亞洲國家竟無常任席位，實屬歷史異常。若西方欲說服南方支持國際機構與規則，就必須在關鍵決策場域賦予這些國家話語權。
價值導向現實主義的論據
西方面臨抉擇：要麼繼續沉溺於百年霸權幻夢，要麼正視變革現實並調整行為模式，尤其對待南方國家時。
欲贏得南方信任，西方需採納我所倡導的「價值導向現實主義」。一方面應恪守數十年來倡導的民主、人權與國際機構等價值理念； 另一方面，必須理解氣候變遷、移民潮與經濟發展等全球性挑戰，無法僅憑志同道合的國家解決。
這並非放棄自身價值觀，而是體認到：為推動進步，必須在某些利益上作出妥協。同時，這也關乎為促進全球合作而尊重他人的價值觀與利益。
外交政策本質上是價值判斷與利益的交織。你會向威權統治卻打擊恐怖主義的國家出售武器嗎？你會向發動非法戰爭的國家購買維繫自身安全的關鍵武器嗎？你會向監禁同性戀者的國家提供發展援助嗎？
西方常被指控雙重標準。印度外交部長賈伊尚卡爾的洞見值得深思：「歐洲必須擺脫『歐洲問題即全球問題，但全球問題非歐洲問題』的思維定式。」誠然，西方若能與世界其他地區平等相待，或許反而能獲益。
南方國家無意在民主與專制、西方與東方之間作出抉擇。它們遵循自身利益，渴求平等互敬的夥伴關係。
東方之所以成為南方更具說服力的合作夥伴，部分緣於中國在全球建立的系統性基礎設施、金融與發展計畫。此戰略雖非完美無缺，卻已展現成效。
若西方欲增強對南方國家的吸引力，「價值觀導向的現實主義」可作為良好起點。但這必須結合賦予南方國家自主權——換言之，在理應成為多邊經濟政治合作基礎的國際機構中，賦予南方國家實質話語權。
不確定性本是國際關係的常態。關鍵在於理解變革成因與應對之道。若西方重蹈直接或間接支配的舊路，或再度顯露傲慢姿態，必將敗下陣來。倘若能認清南方國家將在未來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或許就能建立兼具價值觀與利益基礎的聯盟，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現實主義，將為西方國家提供足夠的外交政策空間，以駕馭這個新時代。■
亞歷山大·斯圖布為芬蘭共和國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