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9] 一丝不苟

技术官僚

一丝不苟

面对危机，由技术专家组成的政府听起来很诱人。如此政府会起作用，但这只限于短期之内。

Nov 19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早在柏拉图被认为是哲学至圣之前，人们就已经渴望拥有一个充满智慧，公正，有原则的政府了。当过去的执政者被证明软弱，没有决断力，不讲信用时，不妨像意大利和希腊所做的一样，利用技术官僚身上的知识和技术来化解危机。如此方案确实有足够的吸引力。

但“技术官僚”的吸引力部分来源于其定义的可伸缩性。“技术官僚”这个词是意味着就职于政府的任何技术专家，还是与政治完全无关的人？究竟有多少技术官僚？他们都在政府的什么位置？怎样做政府才能带有“技术治国”的特点？技术官僚群体是进入已有政治体系工作，还是直接将其代替？他们的任期要有多长？技术官僚和政客之间的身份能否相互转换？上述问题的答案并不准确，而且时时刻刻在变化。

技术官僚治国开始是由共产主义者发明的：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行政工作就可以交由专家来完成。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将科技知识应用到政治上也很流行。一个成熟的技术官僚运动在美国一二战之间蔚然成风：其理念在于笃信基于测量耗能而非价格的经济模式，并且在解决政治问题时，倾向于采用来自民众的意见。“技术官僚”一词首次出现在1993年3月的一本书上，当时一位书评家曾批评这个词中所包含的“骇人的优越性”。不仅如此，他还嘲笑“技术官僚”的拥护者，将他们称为“半个科学家，半个江湖骗子”，并公开谴责其“不可原谅”的概念基础，将它的流行归咎于美国人不同寻常的轻信品质。缅因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家霍华德西格尔（Howard Segal）表示“技术官僚”运动的破灭始于其代表人物斯科特霍华德（Howard Scott）真实身份的暴露。原来他只是一个失败的蜡制品商人，而非其之前声称的伟大的工程师。

一步登天

抛开“技术官僚政府”奇怪的方面不谈，其和独裁政体也一直是“成双入对”。当政权没有被公开挑战，成为候选人没有多大作用的时候，专业知识就成为了有志从政者的一大优势。在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的9个人里，有8个人有工程师的资历。这标志着一项转变：许多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们根本就没有高等教育的资历，上述情况将要被打破。很大可能在2013年接替温家宝成为总理的李克强就拥有法律和经济学的学位，而其他领导人也接受过相似的高等教育。

无限制的“技术官僚体制”并不能保证产生优秀的执政理念和正确的决策。举例来说，尽管许多科学家提出了有远见的建议（反对三峡大坝的建造），但中国大权在握的“技术官僚”们却用自己的影响让三峡大坝获准开建。而且在2003年SARS疫情开始时，这些掌权的“技术官僚”对此处置不力，没有将控制疫情放在第一位，而是将挽回颜面作为头等大事。中国高速铁路网的迅速扩张也因6月惨烈的动车相撞事故之后而放缓。而上述事实得出的结论就是：技术官僚体制并不能预防贪污和差劲的质量保证。

并不只有一党制国家钟情于技术官僚体制。以所谓正当理由用军事政变夺权的军人可能会起用技术性官僚，以此来增强他们的游说的筹码并强调自己对国家利益的重视。这样的军政府经常会将没有任何权利却拥有技术的专家拉入政府，或是在离任时将权利交给他们。这种做法通常导致的结果就是形成一个技术官僚和军队政要混合的政府----平民专家们负责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工作，而军方则负责国防和内政部门。（埃及现政权与上述情况相似）

相比之下，新加坡可以算是技术官僚体制最好的宣传品了：其政府体系中政客和技术专家已经完全融为一体。英国曾经的殖民地香港在这方面仅此于新加坡，而墨西哥制度革命党(PRI)政权已经从当初的将军传到了律师政客手中，最后又由经济学官僚们接过了政府的接力棒，尽管其获得的成果已经变少。

当选举授权是某些国家政治权利的最终来源时，并且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授权或者不寻常情况出现下，一个大部分由技术官僚组成的临时政府才会被组建。就算实际上述情况没有出现，在大部分的公共事务中也能看见技术官僚的身影。(许多国家的)央行就是典型的因政客干预而受到巨大法律保护的例子。而监管者也享有同样的特权，并且由法律专家担任的法官，地位也稳如泰山。

当今高度政治化的政府也需要成立独立或者由党派之间人员组成的专家组，从而为所面临的难题（如关闭军事基地，设置选举限制或削减支出）做出决定。他们成立独立的机构负责医疗保健到教育的事务并给政治体系之外的专家很大的权利---比如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团队中任职的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

就算是完全由技术官僚组成的政府也无法逃脱政治的干扰。在许多国家，强大的游说团体与政府软磨硬泡，争论不休。在议会制下的技术官僚们必须要巧妙地处理选举出的立法者针对他们的偏见和阴谋（在雅典和罗马，立法者正迫不及待地想让新政府犯错出丑）。加之如果被认为没有公平地将利益和损失分摊，他们也将会面临公众的愤怒。一个睿智的经济学家能够准确地看到财政调整的必要性，但如何减少开支以及在哪个方面减少开支将需要敏锐的政治嗅觉。很少技术官僚能在上任时有如此能力；而中途学习将是一个缓慢，高支出，以及在政治上致命的过程。

为了克服上述阻碍，技术官僚政府的领导者需有个人声望：如此的影响力将弥补选举授权确实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一个被本国公众以及政党广泛接受的情况就是---明显的外界限制，其中可能包含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基金而达到其规定的高标准或者是解决其它有关金融危机的难题，也可能包含了加入国际组织的难题，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奋力达到加入欧盟的标准时，它们将视角转向了技术官僚。如果技术官僚政府没有上述的个人声望或影响力，那么通常来自受大众爱戴的皇室以及总统的政治支持能够让技术官僚政府度过政治难关。

辛辛纳图斯再现

那些政绩最好的技术官僚对握有政治权利感到不自在。捷克统计局局长杨.菲舍尔(Jan Fischer)，这位广受赞誉的总理在2009年政府崩溃，捷克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6个月任期）时上台。他主要为了告诉大家去“抗议这样的政府”。并表示虽然在紧急情况下这样的权利交接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远离正常的民主原则也确实令人遗憾。（意思是他将会在度过这段紧急时期后辞职）

历史向我们证明了技术官僚在快速处理不称职以及矛盾重重的政客引发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优秀。但摆在希腊和意大利新政府面前的难题----来自当时欧盟组建欧元区时的设计缺陷，而没被选上的专家也得背负上一定的责任。修补这样的漏洞需要多年的时间，起码比技术官僚的任职时间要长，并且仅仅有知识和美德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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