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美国人民的生活还没有经济数据显示的那样一蹶不振
Oct 8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下一届总统大选是否会见证巴拉克•奥巴马踌躇满志地再次当选，坐镇白宫对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呼风唤雨？或者，那龟速“复苏”的经济和其遗留下的1400万失业大军，会在2012年11月的选举中陷他于万劫不复？
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大选结果的模型不乏先例，最著名的便由耶鲁大学的经济学人Ray Fair先生在1970年末所建。Fair先生运用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如通胀率、人均收入水平等）来预测接下来的大选中两大党派的票数分布情况。Fair先生最近更新了他七月末的预测——彼时他的模型还显示奥巴马将在2012大选中以53.4%的选票获胜。而此时，为和旧日言论撇清关系，他指出：“一个强势反弹会注定奥巴马胜利……不过双底衰退……则注定了共和党会扳回一局。”10月4日，当听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说经济复苏“已近瓶颈”时，共和党人都多少有些心惊肉跳的感觉。
然而，仅关注于宏观经济指标就万事俱备了吗？（实际上）除了冷冰冰的数据之外，选举RP还取决于一般选民对生活前景的展望和对福利的总体感知。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在其别出心裁的研究中，运用了超过一百万份数据；而这些数据由对一批有代表性的美国成年人进行每日电话调查而来。从2008年初到2010年末，这些民意测验一直由盖洛普公司主持进行。迪顿先生通过这些数据，描摹了金融海啸余波下美国人的生活观。接受调查的人们被要求对他们的总体生活状况作出评价，并回答一系列问题，有关他们在受访前一天感受到强烈情绪——包括担忧，压力，喜悦——的频率。
你若假定美国人在未来三年内的生活满意度会每况愈下，这想法有情可原。崩塌的资产价格，包括美国人最庞大的金融资产——房市前所未有的大跌，意味着从2007年至2009年，五分之三的家庭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财富缩水；而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损失了半壁江山。全美平均年失业率也在飙升，从2008年的5.8%，至2009年的9.3%，而2010年则创下了9.6%的新高。
然而，与这幕冗长的悲剧相比，迪顿先生从日常生活快照中搜集拼凑出的美国写真却不尽如此。诚然，紧随雷曼兄弟的倒掉，美国民众的幸福指数在2008最后一季度跳水，跌势持续到2009年初；而因奥巴马总统走马上任而呈现的短暂回升也是好景不长。但在2009年年中，尽管失业步步上升，资产层层下跌，人们对生活是否幸福的主观估计不仅一直持平，甚至比金融危机最糟时的水平高出甚远，也高过2008年2月的数值。其实危机带来的影响视人们的年龄、收入情况而变，如2008年末公布的，金融危机对穷人福利的负面影响比其对富人的影响高出两倍以上；而老年人不仅是对生活大体最满意的，而且是最能够在动乱中超然“事”外的。
2010年12月，人们又有了抓狂的迹象。焦虑、压力、痛苦水平在2010年12月较之危机前稍有升高。（在调查后期，人们总体满意度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甚至当人们焦虑加重之时也是如此。这或许归因于人们调整了关于“什么构成了幸福生活”的理念，以期应对愈演愈烈的紧张压抑。）但戏剧性的是，这些负面指数并没有在劳动力市场出现坏消息时飙升。反而是股市的下挫，与焦虑恐慌情绪的联系才最为紧密，而当股市复苏，人们的情绪也归于平缓。似乎失业率的变化并不能很好拟合人们对生活的评价何时、如何发生变化。这使迪顿先生对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将“幸福指数”置于政策核心的努力产生了怀疑，他不大相信测算福利的方法是否有用，用他的话来说，“当情人节到来时，就算失业率再翻一倍也是浮云。”
迁怒于众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可以高枕无忧。一方面是时下股市走势艰险，另一方面，正如迪顿先生所言，群众一听政治就郁闷。他们厌恶政客，甚至当作为调查的一方面，被问起对候选官员的看法时，都会让他们对未来生活更加消极。盖洛普注意到这点后，砍掉了一半问卷中的政治问题，以防进行评估时政治因素拖了真实幸福水平的后腿。但若将这些忽略掉的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加回到数据中去，那么2010年末人民的总体福利水平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准。（另外），美国选民或许不像经济环境显示的那样灰心丧气，但当大选来临之时，他们难免又要苦苦思索选谁的问题——那定然又是一番郁闷了。
感谢译者 CherishP 点击此处阅读双语版
| 
，我非常怀疑楼主是不是故意的。
|小黑屋|手机版|网站地图|关于我们|ECO中文网
( 京ICP备06039041号 ) 
